土耳其文學，從亞洲大草原到現代小說

（梵蒂岡新聞網）如同許多古代文學，土耳其文學也有過一段充滿神秘色彩的時期，其間語言在口頭傳承中找到了創造性的空間。“土耳其的”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形容詞，因為在抵達安納托利亞之前，他們就已經是土耳其人了。他們實際上是來自中亞大草原的遊牧民族，在公元11世紀遷徙至此”。羅馬智慧大學土耳其語言文學教授羅西塔·達莫拉（Rosita D’Amora）女士如此解釋道。

最早的見證

如果說，口頭傳承的階段讓人感觸不到，這也很自然，那麼最早的土耳其文學作品的痕跡則是在奧克洪（Orkhon）河谷發現的，那裡有石碑紀念兩位已故的人，即阙特勤（Kul Tigin）和他的兄弟毗伽可汗（Bilge Khagan）。這些可追溯至公元8世紀初的古突厥文銘文，因附有漢文譯文而得以破譯。這情況類似於埃及語在著名的羅塞塔石碑上出現的解密過程。

來到安納托利亞與奧斯曼帝國

大約公元11世紀，土耳其人遷徙至安納托利亞，他們接觸到伊斯蘭教，並在文學領域經歷了一段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影響的時期，這種影響持續深化，一直到13世紀末，奧斯曼帝國誕生。達莫拉女士闡明並解釋說，“有許多土耳其語最早的作品，這是一種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它們複製了已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寫成的文本，並吸收了許多語言特徵” 。

宮廷文學和其它作品

達莫拉女士闡明：“奧斯曼帝國涵蓋了截然不同的種族和宗教群體。談及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時，人們常提及在宮廷內誕生的作品，但實際上還有許多平行、多語言的創作，這些作品產生於眾多的種族和宗教群體，他們都屬於奧斯曼帝國。” 在這個時代，詩歌是主流文體。這些詩作被收錄在一種歌集（divan）中，其中包含遵循不同韻律和格式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主題喜愛以英雄和神秘主義為題材，並運用特定的隱喻來頌揚對神明的愛。

那少年挺拔如柏樹

由於神明的名字不可言說，其形象亦無法描述，主要的愛情隱喻便是一個沒有鬍鬚的少年，他的身體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也以寓言形式描述。他的目光如箭，眉如弓，口如紅寶石，面部的美貌透過月亮的美來歌頌，少年胸前初生的絨毛如書法字跡，他的身形如柏樹般挺拔。這種詩體通常出自為蘇丹或其宮廷效勞的作家之手。不過，也有民間文學，表達類似的圖像，但語言更為通俗易懂。

最早的小說

19世紀中葉，局勢有些轉變。奧斯曼帝國正經歷危機時期，於是設法作出回應，尤其在軍事領域，在歐洲技術中尋找答案，同時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再說，這種交流從未間斷過。從歐洲傳入的翻譯作品流傳開來，尤其是法國小說。這在土耳其文學中引入與現實及社會相關的主題提供了契機，也賦予了文學一種政治的功能：“在重大主題上，如果要我找出一個貫穿所有作品的主題，那就是現代化與傳統之間永無休止的辯論。”

薩米·弗拉什里（Sami Frashëri），這個姓氏凸顯出阿爾巴尼亞血統，儘管他也有一個為人所知的安納托利亞名字謝姆塞丁·薩米（Şemseddin Sami），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土耳其首部小說的作者，於1872年寫成，書名為《塔拉特與菲特納特的戀愛》（L’innamoramento di Talat e Fitnat）。這部以奧斯曼字母書寫的作品講述了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結局卻是個悲劇。達莫拉女士指出，其實近年來，首部土耳其小說的創作榮譽已重新授予亞美尼亞人瓦爾坦·帕夏（Vartan Pasha），他的原名為霍夫塞普·瓦爾塔尼安（Hovsep Vartanian）。這位多產的作家兼記者是奧斯曼帝國的成員，於1851年創作了小說《阿卡比的故事》（La storia di Akabi）。這部作品同樣敘述了一段受阻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年輕男女分屬亞美尼亞兩個不同宗教團體，即天主教團體和東正教團體。這部小說雖以土耳其語言書寫，卻採用亞美尼亞-土耳其字母。達莫拉女士深入剖析，指出這兩部小說的核心皆對傳統家庭進行反思，而作者的生平也表明非穆斯林群體對奧斯曼帝國文化生活作出的傑出貢獻。

共和國時代

當作家兼翻譯家喬伊斯·盧蘇（Joyce Lussu）詢問納齊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奧斯曼土耳其語是怎樣的語言時，這位在全球最受愛戴的一位詩人回答說，他的祖父曾用這種語言寫出極優美的詩篇，但他自己卻已無法理解這些傑作。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這個新國家需要一種新的國家語言。“當時只以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為名的共和國創始人阿塔圖爾克，透過自上而下的努力推動了一場語言改造工程。當局試圖剔除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外來詞，並將語法結構重新帶入原始的土耳其語。”文學也隨之走向新的方向。 

一個值得探索的文學世界

達莫拉女士表示：“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土耳其文學在歐洲鮮為人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翻譯上的困難。要理解其隱喻結構，必須掌握許多解讀線索，除了土耳其語，還需要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而且在西方語言中很難表達這些詩歌的結構和複雜的內容。”

自19世紀中葉起，隨著土耳其小說的誕生，文學作品的可讀性和可及性逐漸提高。但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06年。隨著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位以《伊斯坦布爾》等重要作品聞名的作家不僅引發強烈關注，更帶動了對土耳其文學整體的熱潮。這股新意識促使土耳其文化部推動一項《土耳其翻譯出版補助計劃》（Teda），以促進海外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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